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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与伦敦葬礼仪式的世俗化
浏览: 发布日期:2021-07-24
    为死者的灵魂和肉体找到归宿之后,生者还按死者的遗愿举行各种仪式缅怀死者:在死者人土之前进行夜间守灵、为死者做安魂弥撒、送葬;入土之后,为死者守丧、举办丧宴、按死者遗愿施舍穷人等。从13世纪起,夜间守灵一般于死者去世的当天晚上在教堂举行,而安魂弥撒则是在第二天早上,由聚集在教堂的信徒们为死者所做。接下来就是把死者送人墓穴了,从许多小彩画中可以看到,送葬的人们一般身着黑色丧服。服丧期间,衣着方面也透着葬礼的象征意味,着黑守丧被认为是表达对死者的爱意。“自14世纪起,着黑服丧的习惯就在英国的王公阶级中传播开来。为把更多的人聚集到死者的周围,死者的亲人们一般还会在埋葬死者之后举办丧宴、施舍穷人。富人通常在遗嘱中预先吩咐,让出席葬礼的穷人在丧宴中占有一席之地,还要为他们准备丧服,在周年祭时给穷人和病人提供丧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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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改革与伦敦葬礼仪式的世俗化

    中世纪晚期天主教如此繁琐的葬礼仪式,必然遭到主张一切仪式从简的宗教改革者的批评。但是,从当时人们在葬礼上的花费记录来看,葬礼仪式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备受城市精英和商人、律师等中间阶层人士的重视。人们不仅在遗嘱中对整个葬礼作了预算,而且在对遗嘱执行人的指导文件中,具体安排了每项仪式的花费,从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从整个葬礼的花费看,它可以少到几先令,多到千镑、万镑。关于整个葬礼仪式的费用,厄尔(Ear-哟作过统计,1665一 1720年伦敦207名死者的葬礼中,28人的葬礼成本超过200镑,其中有5人的葬礼花费在440一730镑之间,而这几个人都是大商人,总财产大约达一万镑;另有46人在葬礼中花费100-20镑;将近三分之二的伦敦市民花费少于100镑。综合看来,总财产为1000 - 2 000镑的市民平均花84镑在葬礼上,总财产少于1 000镑的平均花费43镑。1668年伊丽莎白·怀特(Eliza-Beth White)的葬礼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她的葬礼花费了148镑,而她所有的财产(包括债务)仅有598镑,也就是说她的葬礼费用占据了财产的四分之一!
    从立遗嘱者对其遗嘱执行人的指导文件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人的丧葬费用花费在哪些方面。宗教改革后,曾经在开支中占很大比例的蜡烛不再需要,因为葬礼仪式中已经没有了夜间守灵和安魂弥撒。送葬的过程更加受到重视,因此葬礼的费用主要是花费在邀请亲戚、朋友及穷人参加葬礼,并为他们配置丧服上。伦敦一位纹章官在给一位贵族的信中,这样谈到他妻子的葬礼:花费最大的一部分是给参加葬礼的人制作丧服,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及其仆人。在1594年市长库斯伯特·巴克尔(Cuthbert Buckle)爵士的葬礼上,为参加葬礼的穷人定制丧服花费了100余镑,为46个亲朋制作黑色长袍也至少花了100镑。当然,仍有很多人在遗嘱中规定拿出一部分钱来举办丧宴、施舍穷人,只不过这类仪式的花费并不像以前那样多。同样在库斯伯特市长的遗嘱中,要求留出10镑在下葬后举办一个小的晚宴,还嘱咐捐赠一些遗物给圣托马斯济贫院。
    可见,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深人,近代早期伦敦的葬礼仪式得到了很大的简化。虽然葬礼的花费仍然占据人们财产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大笔钱不再用来为死者守灵、购买亡灵弥撒,而是用来为送葬者配置丧服、在死者下葬后举办丧宴、施舍穷人。其中,制作丧服需要花去最大的一部分费用。正如格廷斯(Gittings)一再强调的,葬礼的实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地反映宗教的变化,相反,在葬礼中,世俗的力量很强大,传统葬礼中一些世俗性仪式更多地是延续了下来,而不是彻底的改变。比较而言,丧服在所有葬礼仪式中世俗的意义最强,所以它在宗教改革之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近代早期,送葬队伍的丧服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而是根据送葬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给他们发放不同质地、款式的丧服。于是在送葬队伍中,人们很轻易就能识别送葬者与死者的关系,死者自身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也凸现出来。因此,丧服的继续使用是葬礼仪式世俗化的一种体现。在送葬队伍中,它通过其可视性和细微的差别不断地强调着死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以说,葬礼仪式的简化过程也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葬礼的仪式意义不断加强。
    除了大大简化了葬丰以式之外,宗教改革还推动了世俗机构纹章院( the College of Heralds)对葬礼的控制,从而使葬礼仪式更加呈现世俗化倾向。葬礼仪式一直以来是由教士在教堂主持,但宗教改革者反对葬礼过于奢华,主张简单、朴素的葬礼。在精英阶层看来,维持奢华葬礼是维护其崇高的地位的一个重要祛码,面对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他们要求的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奢华的葬礼。世俗的纹章院适应了这种需要,开始承担贵族的葬礼。纹章院的葬礼一般由纹章官主持,他们精心安排一大群参与者,并选择专门的服饰给参与者,以确保死者的地位在仪式中得到恰当的反映。伊丽莎白一世本人就是葬礼仪式的坚定支持者,因为葬礼仪式表明的是秩序和等级,激起了参与者对死者的尊重。
    精英阶层的奢华葬礼被正在兴起的中间阶层仿效,他们也纷纷把葬礼交给纹章院打理。与精英阶层不同的是,他们斤斤计较于葬礼的成本,就像他们从事其他商业活动一样。葬礼中每一个要素都被作为一种商品来买卖,具有不同的价格与价值。这样,葬礼成为一种世俗的、社会的消费仪式,纹章院作为生产者,即葬礼仪式的供应者,中间阶层作为消费者,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履行着商业契约。如伦敦商人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在1550年要求其遗嘱执行者不要分发黑色长袍给参加葬礼者,因为那样会浪费钱财。
    宗教改革期间,纹章院主持的葬礼仪式不但使城市精英死后继续处于世俗社会的中心地位而发挥其影响力,而且使中间阶层依靠财富巩固其社会地位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平台。中间阶层将葬礼仪式的举行当作一种商业活动,它必须计算成本,小心运作以盈利,当然,这种“利”是体现在巩固其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上。直到17世纪晚期,许多伦敦市民仍乐意为葬礼花费几百镑。
    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伦敦的葬礼抛弃了许多天主教的仪式(如夜间守灵、安魂弥撒),保留了诸如送葬、举办丧宴和施舍穷人之类的世俗意义较强的仪式。因此,伦敦葬礼在简化过程中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种世俗化在丧服的继续使用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宗教改革者对繁琐葬礼仪式的反感还使教会几乎失去了主持葬礼的功能。纹章院顺应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的需要,由纹章官取代教士主持世俗化了的仪式,恰当地反映死者在世俗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葬礼仪式的世俗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