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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公墓发展及葬俗变迁
浏览: 发布日期:2021-07-20
    面对强势的殖民文化,中国人在抵制的同时,开始思考传统墓地及葬俗之弊端,逐步接受优点纷呈的西式公墓。从火葬到公墓,这一切与中国传统殡葬制形成强烈的对比,部分开明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传统墓制改革问题,建造华人公墓历程由此发韧,而普通上海人的殡葬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上海开埠后,随着就业机会增多,华人人口急剧增加,而租界的建立与扩展、近代企业和商务的发展,使上海土地资源趋向紧缺,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华人停棺不葬之风与乱葬现象十分严重,造成卫生、环境污染,妨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环境,甚至发展为影响国计民生。不仅如此,中国对于墓地的选择具有强烈的风水意识,经常出现为维护家族坟地而反对兴建铁路和开发矿山的情形,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阻碍力量。因此,有识之士认为必须革除传统殡葬制度。1907年,(上海乡土志》作者李维清就批评传统葬俗之弊端,“拘风水之说,牢不可破,每有葬事,审慎择地,必求所谓牛眠之地者,以至暴露日久,枯骨飘零”,所以,他倡导“仿西国墓场之制”建公墓,以破社会之陋习。万国公墓正是在这样的呼声下兴建并首开中国人建立公墓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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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公墓发展及葬俗变迁

    万国公墓由浙江地产商经润山创办。经氏提倡改革传统墓葬制度,批判风水阴阳之说,呼吁“破风水惑人之恶俗,洗占星之陋,随处可以定宝,随时可土”,并倡导人们要“有宝贵坯地之念,有破除迷信之念,有惩戒子孙之念”1909年,经润山在虹桥路一带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座华人营业性公墓—万国公墓(初名为燕露园,取古代丧歌《燕露》)。经润山搜长经营,为万国公墓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至1914年,园内已有墓穴一千多个,以后不断扩建。燕露园虽由华人创办经营,但对外国人开放,成为一个“不囿国籍、不分宗教”的公墓,故改名“万国公墓”。
    万国公墓的建制与空间结构既受外国公墓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中国民族特色。公墓人大门后即有一条宽阔的甫道直通墓区,墓区设施一流,墓穴分成不同档次有序排列,并建有西式吊唁堂用于开追悼会,另设一中式追思厅用以诵经,追思厅后有男女休憩室各一,并有小路分别通往墓区。万国公墓环境优美,每星期日由园丁用鲜花表墓,每日园丁洒扫墓道,它是仅次于外国坟山的上等公墓。茅盾曾赞赏万国公墓:“第一次观光了万国公墓,走过那美丽的墓道时,也许每人都不免心中一动,将来自家死后,就埋在这里倒还不错罢。”
    万国公墓作为第一个华人公墓的成功经营,不仅在外国公墓不接受华人入葬情势下,为华人获得同等权力方面具有一定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促进中国人改变旧有丧葬观念、革除陋习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万国公墓毕竟是唯一的华人公墓,而当时的上海乱坟岗比比皆是,叶圣陶就曾描述1920年代的上海“北城郊外,白杨树下”,到处都是“新陈错杂的丛墓”,面对这样的情形,上海出现了一场关于殡葬制度改革的热烈讨论。
    这场讨论主要围绕是否应建立公墓而展开。建公墓派首先指出传统墓地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改良坟墓》一文指出:“我国郊外五步一坟,十步一墓,这种坟墓大的占地数亩,小的占地数分……国家要受极大的损失……浙江共有七十五县,设每县有坟一百个,每个占地半亩,共约三千七百余亩……推而广之,全中国所受的损失又如伺惋?”《坟墓改良之研究》一文则进一步论证,“地不加辟,而坟墓日增,积年累月,陈陈相因,岂不令全国尽成墓地。……每一坟墓占地太广,良田沃壤因之废弃,有妨人民生计”。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亦发出警告:“中国农地自百分之五至二十,为其祖先之墓地所占,若此习惯不改,则代代相续,中华全国将变为坟垄。”显然,传统墓葬对土地资源的漠视与浪费,对于一个人口大国与农业大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弊端。其次,将对旧殡葬制的批判深人到对人们日常生活、身体健康的影响。他们指出,“累累荒家,散布郊原,天然风景因之减少其美观……葬埋不深,棺材浅露,秽气流滋,恒易致疾等。……坟墓往往近人居宅,墓中细菌,若由口携出土外,因风传布有碍卫生。……井泉之侧大河之旁亦有坟荃,饮料受尸毒之侵,人足到时疫”。再次,论者又将批判的触角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延伸至国家、民族的发展,因为“民众之健康保持,与夫国家之生存条件”密切关联,因此,必须重视并改革传统墓葬制度,“中国的葬埋之制早就应该废除”。由于主张改革墓制的文章论点突出,文锋犀利,由个人、家庭再论及国家、民族,引起广泛的共鸣,《申报》连续刊出《墓制改良之我见》、《改良墓制之我见》与《对于改良墓制之我见》等文,赞同废除旧墓制,建立新的公墓制度。
    公墓论者还提出公墓制度建立的具体措施,“必须把坟墓制度推翻,把私有坟墓制度改做坟园制度,像上海外国人的坟山一般,那么几十个坟可以并做一个坟……这是对于将来坟墓的办法,可以把素不生产的田地变为生产的、而生产的土地也不成为不生产的了,这是开发富源的良法”。对于公墓的管理,论者则提出“由地方市政局画出一定田地为公共坟场人民不得自由营葬;坟场既有一定地点由周围半里以内须禁人家居住以免有妨卫生;凡为饮料水之井池近旁不得有坟场,至少当在二里以外”。针对中国人有归葬家族墓地的传统、不愿人葬公墓的情况,有论者又提出折衷方案,即“每族可置一辟族公墓,购地若干亩,划分若干区,依次安葬。葬满后,可再行辟地,族之小者或其财力不能自办族墓者,可附葬于地方公墓,地方上须办一地位较大之地方公墓”,这样就能减小建立公墓的阻力,同时兼顾国人归葬宗族墓地的传统。这些建议后来皆成为事实,占客居上海移民人数最多的宁波人在经历过四明公所事件后,亦开始在上海重建义家性质的公墓,如参与四明公所事件谈判、后成为宁波人领袖的真洽卿就曾建中国公墓。不仅在上海建公墓,而且他们将公墓模式推广至宁波,“在宁波地方建设一大规模之公墓,其一切设施、完全依照上海万国公墓办法,此议酝酿已久,经多数同乡之赞成,现已决定实行”。宁波同乡会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冲破传统丧葬观念的樊篱,促进公墓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经润山等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华人公墓在上海开始大量兴建,且其规模均较大,对上海城市空间、生活环境及价值观念的改变都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就整个中国丧葬史与社会风俗史而言,其意义不容忽视。
    这些公墓除了像万国公墓、中国公墓等单纯经营型公墓外,在公墓本土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第一种是企业或商会公墓的兴建。由于上海有一批大型企业,民族资本家在经营过程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以此塑造企业精神,因华人对于死后归宿极为重视,公墓建设就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著名的大成纱厂厂主刘国钧为了培养工人以厂为家观念,在照顾他们日常生活的同时,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企业有功之臣立碑人堂。一些地区性商会或社团与宁波商会一样,建造自己的公墓。如在沪湖州商帮湖社在上海改变传统叶落归根的丧葬习惯,在沪郊建立“湖州公墓”;上海福建商人会馆也曾建有公墓,到1947年甚至筹划开辟新公墓。上海伶界联合会也曾购地建造梨园公墓。这类公墓对于所属成员而言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既有传统宗族墓地或义家的性质,但又从形式与空间建构上与传统墓地存在一定区别。第二种是纪念性公墓的兴建,五份烈士公墓是典型代表。五姗运动被英国殖民者残酷镇压后,人们为纪念爱国志士,捐款在闸北建筑五份公墓。1926年五辩运动周年纪念时,上海各界举行了由5000多人参加的隆重奠基仪式,并于次年10月建成。墓地呈长方形,墓顶为一只昂首的雄鸡,象征中国人民的觉醒。墓地有纪念碑,正面刻谭延间所书“来者勿忘”4个大字,背面刻蔡元培所撰碑文和25位烈士名字。1936年2月,上海庙行镇又建成“一·二八”无名英雄墓,以纪念淞沪抗战中牺牲的抗日将士,高大庄严的墓堂上镌刻着“义薄云天”4个大字。五册烈士墓和“一·二八”无名英雄墓不仅是爱国志士的埋葬地,也成为民族主义象征符号,它凝聚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包含了人们对殖民者侵略的憎恨与勇于抗争到底的不屈精神。
    上海公墓的兴建开风气之先,在此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0月颁发《公墓条例》,其他城市亦开始大规模推行公墓制度,到1930年代新生活运动期间,公墓发展更为迅速。据当时报刊记载,“各地公墓,逐渐增多,即以减少丧葬之奢侈”,公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变革、观念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展,公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日巨,甚至出现了以公墓为体裁的小说与散文,如民国时著名作家穆时英的小说集《公墓》。公墓的兴建与发展的确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但由于大多数公墓是经营性的,而且公墓数量与上海人口数量比例过于悬殊,导致墓地价格特别昂贵,加之一些人的投机炒作,致使墓地价格高涨。1947年,美国《生活》周刊记者采访上海市长吴国祯时就谈到公墓价格问题,“上海反常的生活高消费也体现在墓地花费上,在这座城市最大的公墓里,基地的价格极其昂贵,25年前已有人将它们买下,现在高价抛出,以赚取大钱”。即使城外的川沙县公墓穴位也价格不菲,“川沙模范公墓每穴价银50元,购置者多是绅商富户”。这样,有许多华人平民无法葬人环境优良的公墓,而是仍按传统方式葬入义家或随意乱葬。
    与此同时,传统葬俗仍然顽强地在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存在着,还有许多丙舍仍然经营运框业。上海不少同乡组织如著名的广肇公所等在民国时期仍然建有丙舍,从事运枢业,连已经开始建设现代公墓的旅沪宁波同乡会,也并未彻底抛弃丙舍,1933年,该会所属丙舍仍保管有棺木3435具,运回故乡3824具,又棺赊材530具。1945年上海市卫生局制定《殡仪馆管理规则及取缔丙舍规则》,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取缔,直至1949年11月,上海市卫生局还公布火葬场、运枢所、丙舍、殡仪馆及私立公墓等六种管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