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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风波与殖民主义一民族主义冲突
浏览: 发布日期:2021-07-20
    中国人(主要是汉族)受传统“发肤受之父母”、“人土为安”观念影响,拒绝火葬,土葬成为亘古不变的传统。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是地缘文化与血缘文化交织的产物,强调认祖归宗,每一个人自出生至离世都与家族、村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出将人相,最终也须叶落归根,所以,人死之后,多半归葬乡里宗族,一般宗族都建有宗族墓地。而穷人或乞丐等无钱买棺人硷者,在非战争年代及相对富裕的社区,多由宗族与乡里所设的施棺会帮助归葬于义家,但有时也有乱葬或停棺不葬等情况。由于受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即便是富裕的士大夫家同样有停棺不葬之俗,正如《上海县竹枝词》所载:“客堂停枢惯多年,尘满灵台帮帖前。命不通兼无好地,误听风水葬迁延”,有的甚至数十年不葬。总之,中国传统葬俗与西方葬俗有着正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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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风波与殖民主义一民族主义冲突

    对于中西葬俗差异,中国政府早有认识,为防止在葬俗差异及华人墓地的主权问题上引起中外纠纷,中国政府已经在《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中明确规定:“外国人坟荃租地内,如有华民坟墓,未经该民依允,则不能迁移,可以按时来前祭扫,但用后界内不准再停棺材。”以后的《上海洋径洪北首租界章程)又专门列出坟墓一款:“租界以内应行专择宜地方为西人建造坟墓之需,至西人所租地基内如有中国原业户坟墓,非与商允,不得搜行迁去。所未迁之坟墓,亦准原业主随时前往查视,届时祭扫。总之,租界以内不准再行于地基上埋棺膺枢。”按照租地章程,外国人不能任意迁移华人墓地,其所有权是极其明确的。本来华人按照自己的风俗生活,殖民主义者无权干预。但是,殖民者从来都是要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评判并安排“他者”的生活,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的葬俗是不卫生的、不文明的,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去除。由此,引发了四明公所墓地冲突。
    四明公所是宁波同乡组织,成立于1797年(清嘉庆二年),建立的初衷之一即是为了暂膺同乡人棺枢,或掩埋客死上海而又无财力运回原籍者。公所建有停盾同乡棺框之丙舍(又称殡舍)和掩埋同乡死者之义家。但是,由于公所仅于“每年分清明、冬至两次运送寄枢加籍”①,有的无主棺枢更会停放一年以上,这必然污染环境,引发疾病。由于西方人更注重活人的健康,讲求环境卫生,因此,对中国人的做法不能理解,法租界公t局对四明公所的义家和丙舍早就心存不满,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特别(是)火热季节”,在1862一1863年的两份年度报告中都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决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多么艰巨”。
    1874年,法国人试图通过筑路取缔四明公所义家,准备在“四明公所之西新筑马路一条,欲向该公所义家界地借用十三尺以为马路半边之用”。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迁坟是极为忌讳之事,“欲择丛处开之,翻尸掘骨,一何残忍!凡我华人稍见仁心者,无不惊闻骇听!”因此,四明公所向法租界公董局请求“改筑马路,如能避出坟笙,使先灵魂魄各安泉下”,公所愿意买下同仁堂附近的无主墓地,供法人筑路。但是,法人并不单纯是为筑路,而是想通过筑路荡平公所义家,因而对于中国人的换地筑路请求根本不予理睬,在复函中称“业已拟定,不能准如所请”,“不可更改”。对于中国人建义家、丙舍及不愿迁坟习俗,“安居先人之魂等语”则予以批驳:
    在生人以无病安康为要,若在已故之人须在郊外幽寂之地为妥,秦西意见既如是,而本公黄欲从此习,实愿各坟场均在人户稠密之外也。居意知此,是以曾将西人坟场移至租界之外类。夫人稠户密、市面争趁之所,究非安魂定魄之方,若使其远离繁华烦口,似更较为妥善也。故安祖之语而论,究不如迁至租界之外,伴旷野清静可妥先灵耳。
    法国人所言不无道理,问题是,法国人并不是以这样平和的态度来说服中国人,而是通过筑路的强权手段、强行毁灭义家,由此引发的必然是中国人的强烈反弹。5月3日,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市民发起抗议,法租界当局出动水兵镇压,公共租界巡捕、商团和美国水兵也来助阵,当场死亡6人,受伤20多人(其中1人后来伤重致死),史称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血案后,筑路之事暂时搁起,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法国不动义家坟墓,而四明公所则筑围墙以清界限”。
    但是,这次冲突并未根本解决丙舍与义家问题。1885年,法国总领事致函上海道,称“四明公所停放棺枢,秽气触人,最易致病”,上海道遂派员调查。此后,上海曾发生瘟疫,法国人自然将瘟疫流行的祸首归咎于丙舍。1898年1月,法租界公蓝局再度试图解决义家与丙舍问题,“凡在租界沿边,严禁棺枢膺寄”,更不准扩占或购筑墓地。而后,法租界又以“公所中停放尸棺易滋疫病”为由,令“董其事者,一律迁移”。事实上,部分开明的中国人自己开始思考丙舍的问题,四明公所答应于7月1日前“悉数迁空”。由于“棺木多至万余”,有的墓主后代已经离开上海,无法全部在期限内迁走,公所遂向法国公蓝局“商请略展限期”。四明公所的延期请求应该是合理的,但法方不予批准。7月16日,“清晨法人调兵毁去义家、围墙”,宁波商人遂以罢市抗议。人晚,法租界宁波人“所开店铺一律闭门”。
    在中国看来,这是法国人借口义家问题而想扩展租界,人们的排法热情迅速高涨,城内市民闻讯大批涌来论理围观。次日,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杀死市民17人,致伤20余人。因墓地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使法租界再度陷于紧张,清廷官员介人调停。虽然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后的结果是“此后四明公所义家不得再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而法国则得到八仙桥西首空地百余亩,起造医院学校”。
    在墓地问题上所反映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并不是个案扩直至1921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拓展中法学校校舍再度要求华人迁家,上海学商公会、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栈业公会、义家原创办人朱氏家族等30多个团体强烈反对,尽管当时报载并未提到法方痛恨义家,而只是谈拓展学校,但从华人的反应中仍能看到强迫华人迁家时,义家污染环境仍是重要原因,但华人认为迁家是无理要求,因为“该义家由来已久,中法学校迁在后,如嫌邻近义家,空气不佳,当由天主堂街迁来时,何以不谋相当地点”,如果真是为拓展校舍,“学校北首尚有宽大余地,可直达法大马路,路线闻亦中法学校己产,何以舍己耘人。独谋棺木累累之义家,岂学校旁之余地竟不适用耶?”而且,学校旁“有外人业葬所两地(俗名外国坟山),外人维护保护,非常重视,同是义家,独以华人义家轻议迁让,谅无是理,想必断不出此”。在中国人看来,中西墓葬问题处理方法不同,就是对华人的不公,华人无法忍受,他们将迁墓与主权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各团体要求“省长依法纠正,以杜凯靓而保主权”。最后经与法方多方交涉,通过调换地产并将义家的骸骨妥善迁移,持续一年之久的迁家事件才得以解决。
    在墓地问题上,华人的传统习俗的确有改善之必要,正如法国人所言,上海人口增长迅速、用地紧张,华人在人口稠密处停棺埋尸,既有碍建设,且影响市容与环境卫生,但问题是中西文化间习俗的冲突并不能成为法国攻击并压制华人、扩展租界的借口。然而,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是没有地位且应受到压制的,更何况从现代卫生理念出发,中国人的习俗存在问题,当然应予涤除。因此,殖民者更加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强行改造中国人的传统葬俗。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和中法中学拓界事件为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福权做了注脚,也体现出中国人极其敏锐的民族主义情绪。